引言：文化——心理健康的隐形塑造者

心理健康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其定义、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被认为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然而，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不仅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心理健康的理解、心理问题的表达方式以及心理治疗的寻求与接受[1]。

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在1980年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将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确立为分析文化差异的核心维度之一[2]。这一维度揭示了不同文化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根本分歧，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最为广泛引用的理论框架。马库斯和北山的自我建构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议题，提出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与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二元模式，系统阐述了文化如何塑造个体的自我概念[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球约有4.5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许多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关怀[4]。更值得关注的是，心理问题的流行率、表现形式、求助模式在不同文化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深层文化价值观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具体体现。

本文旨在系统探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对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包括对心理健康概念的理解、心理问题的表达方式、心理障碍的发生率、心理治疗的寻求与接受模式等方面。通过整合跨文化心理学、文化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揭示文化价值观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为构建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基础：从文化维度到自我建构

1.1 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霍夫斯泰德基于对全球范围内IBM公司员工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四个文化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2]。后续研究又增加了长期导向-短期导向、放纵-约束两个维度，形成了六维度的文化分析框架。

在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霍夫斯泰德将个人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框架，其中个体被认为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人们优先考虑个人目标而非群体目标"[2]。相反，集体主义是"一种社会框架，其中个体通过归属于群体来定义自我，群体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
。在这一框架下，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西方国家呈现高度个人主义特征，而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则呈现明显的集体主义取向。

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水平和垂直维度的区分。水平个人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和自主，垂直个人主义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和等级差异；水平集体主义强调群体内部的平等和团结，垂直集体主义强调群体内部的等级和服从[5]。这一细化模型揭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内部的复杂性，避免了简单二元对立的局限。

1.2 马库斯和北山的自我建构理论

马库斯（Hazel Markus）和北山（Shinobu Kitayama）在1991年发表的里程碑式论文中，提出了自我建构理论，从自我概念的角度阐释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心理机制[3]。

独立型自我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典型自我建构方式。个体将自己视为独特的、自主的、与他人分离的实体，强调内在特质、个人能力和自主选择。自我价值源于个人成就、独特性和自我表达。行为动机主要来自内在需求和偏好，而非外部期望[3]。

互依型自我是东方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自我建构方式。个体将自己视为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自我边界具有流动性和情境依赖性。自我价值源于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履行社会角色和责任。行为动机主要来自社会期望、关系义务和群体目标[3]。

研究表明，自我建构方式深刻影响了认知、情绪、动机和行为等多个心理过程。独立型自我的个体更关注内在感受和个人成就，强调自我提升和独特性；互依型自我的个体更关注他人感受和社会关系，强调自我批评和群体和谐[6]。

1.3 文化价值观的内化机制

文化并非外在的、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体的心理结构。家庭、学校、媒体、宗教机构等社会化载体，持续传递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塑造个体的自我概念和行为模式[7]。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会化强调独立性训练，鼓励儿童表达个人观点、做出自主选择、追求个人目标。父母的教养方式倾向于民主、平等，重视儿童自主性的培养。教育系统强调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和个性发展[7]。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化强调依赖性训练，培养儿童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服从权威、维护和谐。父母的教养方式倾向于权威、保护，重视儿童的顺从和适应。教育系统强调尊重传统、遵守规范、集体荣誉[7]。

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化过程，导致个体在自我概念、情绪调节、社会行为等方面呈现系统差异，进而影响心理健康的多维度表现。

二、文化对心理健康定义的影响

2.1 心理健康概念的相对性

心理健康并非普世一致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文化中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心理学传统将心理健康定义为
"自我实现"、"自主性"、"情绪表达"、"个人成长"等概念[8]。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自我实现置于金字塔顶端，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充分发挥功能的人"，这些理论都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

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心理健康的定义更强调社会适应、关系和谐、责任履行。杨国枢指出，中国人的心理健康观念包括
"身心和谐"、"人际和谐"、"顺应自然"、"知足常乐"等维度[9]。个体能够履行社会角色、维护家庭和谐、获得社会认可，被视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这种差异导致了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文化偏差。许多广泛使用的心理健康量表，如生活满意度量表、自尊量表、幸福感量表等，都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开发，可能无法准确评估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10]。

2.2 积极心理品质的文化差异

积极心理学强调识别和培养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如乐观、韧性、感恩、希望等。然而，这些心理品质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和价值判断存在差异。

乐观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乐观主义对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认为乐观者更能够应对压力、实现目标。然而，在东方文化中，过度乐观可能被视为不成熟、缺乏谨慎。东方文化更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审慎态度[11]。

自我效能感：西方心理学将自我效能感视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强调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心。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效能感可能不如群体效能感重要。人们更相信通过集体努力可以解决问题，而非依赖个人力量[12]。

自尊：西方文化将高自尊视为心理健康的标志，鼓励个体建立积极的自我评价。然而，东方文化更强调谦逊和自我批评，过高的自尊可能被视为傲慢。研究表明，日本被试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美国被试，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更低[13]。

2.3 幸福感的文化差异

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核心维度，但其构成要素和实现路径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将幸福感定义为个人快乐的体验和自我目标的实现，强调积极情绪、生活满意度和意义感[14]。

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则将幸福感置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强调和谐、平衡和适度。研究发现，东亚被试报告的积极情绪频率低于北美被试，但这并非意味着东亚人更不幸福，而是反映了不同文化对幸福体验和表达方式的差异[15]。

文化还影响了人们追求幸福的策略。个人主义者倾向于通过个人成就、自我表达、新奇体验来追求幸福；集体主义者则倾向于通过履行社会角色、维护和谐关系、获得社会认可来实现幸福[16]。

三、文化对心理问题表达方式的影响

3.1 躯体化与心理化

心理问题的表达方式深受文化影响，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躯体化（somatization）与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倾向上。躯体化指个体以身体症状的形式表达心理困扰，如头痛、胸闷、乏力等；心理化则指个体以情绪和认知的形式表达心理困扰，如焦虑、抑郁、思维混乱等[17]。

大量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躯体化表达，而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心理化表达。一项针对南印度精神科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更常报告身体症状，而非情绪症状[18]。类似地，中国患者往往以失眠、食欲不振、乏力等躯体症状为主诉，而非直接表达情绪困扰[19]。

汪新建和史梦薇从
"元整体观"
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人的躯体化现象。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身心被视为统一的整体，心理困扰自然地通过身体症状表达出来。此外，中国文化强调人际和谐，情感内敛，个体难以直接表达心理层面的痛苦，躯体症状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表达方式[19]。

3.2 文化特定的痛苦表达

除了躯体化与心理化的差异，不同文化还发展出特定的痛苦表达方式，被称为
"文化性痛苦习语"（cultural idioms of distress）[20]。

神经衰弱：在中国文化中，
"神经衰弱"长期以来是表达心理困扰的常用概念。患者报告的症状包括疲劳、失眠、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症状既包含身体成分，也包含心理成分。研究表明，许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如果按西方诊断标准，应被诊断为抑郁症或焦虑症[21]。

火病：在韩国文化中，
"火病"
是一种文化特异性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胸闷、心悸、发热感、焦虑等，通常与长期压抑愤怒和委屈有关，多见于中年女性。这种痛苦表达方式反映了韩国文化中情感表达受限、社会压力巨大的现实[22]。

惊恐发作：在拉丁美洲文化中，
"惊恐发作"是一种常见的痛苦表达方式，表现为突然的恐惧、心悸、出汗、颤抖等，通常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影响。这种表达方式与当地的文化信仰体系密切相关[23]。

3.3 求助行为的文化差异

心理问题的表达方式进一步影响了求助行为。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心理帮助，认为心理问题可以通过专业干预得到解决。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寻求家庭、朋友、社区的支持，或通过宗教、传统医疗等方式处理心理困扰[24]。

文化还影响了对心理服务的接受程度。集体主义文化往往对心理问题存在更高的污名化，认为心理问题是个人的失败或家庭的耻辱。这导致许多需要帮助的个体不愿寻求专业服务，或等到问题严重时才求助[25]。

此外，求助的内容和期望也存在文化差异。个人主义者倾向于寻求个人成长、自我理解和问题解决；集体主义者则更期望获得具体建议、家庭介入和权威指导[26]。

四、文化对心理障碍发生率的影响

4.1 抑郁症的跨文化差异

抑郁症是全球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但其流行率、症状表现和临床过程在不同文化中存在显著差异。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流行率普遍高于东方国家，但这可能反映了诊断标准、求助行为和文化表达方式的差异，而非真实的发病率差异[27]。

症状表现方面，西方患者更常报告情绪症状，如悲伤、绝望、内疚、自我贬低；东方患者则更常报告躯体症状，如疲劳、失眠、食欲不振、身体疼痛。这导致许多东方抑郁症患者最初就诊于内科或神经科，而非精神科[28]。

文化还影响了抑郁的认知内容。西方患者的抑郁认知常涉及个人失败、自我否定、无价值感；东方患者的抑郁认知则更多涉及关系破裂、家庭责任未履行、社会期望未达到[29]。

4.2 焦虑症的跨文化差异

焦虑症同样呈现跨文化差异。西方文化中的焦虑常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社交评价、健康问题的担忧；东方文化中的焦虑则更多涉及对家庭责任、社会期望、人际冲突的担忧[30]。

社交焦虑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尤为不同。西方的社交焦虑主要表现为对社交场合的恐惧，担心被他人评价、批评或拒绝。东方的社交焦虑则更多表现为对冒犯他人、破坏和谐、失去面子的担忧，这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31]。

研究还发现，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焦虑的躯体症状，如心悸、出汗、颤抖、呼吸困难等，这与躯体化的表达倾向一致[32]。

4.3 其他心理障碍的文化差异

精神分裂症：跨文化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内容受文化影响。西方患者更常报告被害妄想、关系妄想；东方患者则更常报告被控制妄想、宗教妄想。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的预后往往好于发达国家，这可能与家庭支持、社区接纳和社会期望有关[33]。

进食障碍：进食障碍传统上被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异性障碍，与个人主义文化中对外貌和体重的过度关注有关。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进食障碍在东方国家的流行率也逐渐上升，反映了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和影响[34]。

物质滥用：物质滥用的流行率和模式也受文化影响。集体主义文化的物质滥用率往往低于个人主义文化，这可能与更强的社会控制、家庭监督和道德约束有关。然而，集体主义文化中物质滥用者面临更高的污名化和社会隔离[35]。

五、文化对心理治疗模式的影响

5.1 治疗关系的文化差异

心理治疗关系是治疗成功的核心要素，但治疗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在不同文化中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心理治疗强调平等、合作的治疗关系，治疗师作为陪伴者、促进者，而非权威指导者。这种关系模式基于个人主义文化中平等、自主的价值观[36]。

东方文化中，治疗关系更倾向于权威-依赖模式。患者期望治疗师作为专家提供权威性的诊断、建议和治疗，治疗师的权威地位有助于建立信任和配合。如果治疗师过于强调平等、不给具体建议，可能被视为无能或不负责任[37]。

此外，治疗关系的边界也存在文化差异。西方心理治疗强调清晰的治疗边界，避免双重关系；东方文化中，治疗关系更可能延伸到治疗室之外，治疗师可能被期望参与家庭事务、提供社会支持[38]。

5.2 治疗目标的文化差异

心理治疗的目标在不同文化中存在差异。西方心理治疗的目标常包括自我实现、个人成长、自主性增强、症状消除。这些目标反映了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体独立性和自我发展的重视[39]。

东方心理治疗的目标则更强调关系改善、家庭和谐、社会适应、责任履行。个体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治疗的目标是恢复个体在关系网络中的平衡与和谐[40]。

文化还影响了治疗目标的优先级。西方治疗中，消除症状往往是首要目标；东方治疗中，恢复社会功能、履行家庭责任可能比症状消除更为重要。这要求治疗师在制定治疗计划时，充分考虑来访者的文化价值观[41]。

5.3 治疗技术的文化适应性

许多主流心理治疗技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发展，在应用于非西方文化时需要进行文化适应。认知行为疗法（CBT）强调识别和改变非理性信念，培养理性的思维模式。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信念可能具有文化适应性，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谦逊是美德"等。CBT的文化适应需要尊重文化价值观，避免将文化特定的信念简单标签为"非理性"[42]。

人本主义疗法强调自我实现、真实表达、无条件积极关注。然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过度强调自我可能与社会期望冲突，真实表达可能破坏人际和谐。人本主义疗法的文化适应需要将自我实现扩展到关系实现、社会实现，将真实表达调整为适度的、情境敏感的表达[43]。

家庭治疗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家庭是个体认同和支持的核心来源。然而，家庭治疗的技术也需要适应文化特征，如尊重家庭等级、利用家庭资源、避免挑战传统权威[44]。

六、跨文化心理健康服务的挑战与对策

6.1 文化敏感性培养

文化敏感性是跨文化心理健康服务的核心能力。它指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能够觉察、理解并尊重来访者的文化背景，并将其融入评估、诊断、治疗全过程[45]。

培养文化敏感性需要多维度的努力。教育层面，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培训应包含文化心理学、跨文化精神病学的内容，增强学员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理解。实践层面，专业人员应持续学习不同文化的价值观、沟通模式、家庭结构、信仰体系，避免以本文化为中心评判来访者。研究层面，应加强跨文化心理健康研究，积累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特征、求助模式、治疗反应的实证数据[46]。

文化敏感性的核心是文化谦逊——认识到自身文化视角的局限，持续学习和反思，避免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专业人员应以开放、好奇的态度与来访者互动，探索文化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非预设文化差异[47]。

6.2 心理健康服务的本土化

心理健康服务的本土化是指将心理健康理论、评估工具、治疗方法适应本地文化的过程。本土化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深入理解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48]。

评估工具的本土化：心理健康评估工具需要经过系统的文化适应和验证，包括翻译、回译、文化调适、信效度检验等步骤。评估工具应包含本地文化相关的症状表达、求助行为、应对策略，避免遗漏文化特异性问题[49]。

治疗方法的本土化：治疗方法的文化适应需要考虑多个层面。概念层面，调整治疗理论中的价值观假设，使其与本地文化兼容；技术层面，调整治疗技术，使其符合本地沟通模式和社会规范；关系层面，调整治疗师的角色定位和互动模式，建立信任和配合[50]。

服务模式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应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例如，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可以发展基于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培训非专业人员提供基础心理支持；在家庭中心的文化中，可以将家庭作为干预的单位，而非仅仅针对个体[51]。

6.3 促进多元文化对话

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深入。心理健康领域应促进多元文化对话，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人类心理的普遍规律与文化特异性表达之间的平衡[52]。

整合传统与现代：许多文化拥有悠久的心理治疗传统，如中国的中医心理治疗、印度的瑜伽冥想、本土文化的疗愈仪式。这些传统方法不是落后的遗存，而是蕴含着文化智慧的资源。整合传统与现代，可以将传统方法与现代心理治疗相结合，形成更具文化适应性的治疗模式[53]。

促进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助于识别心理现象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异性。研究设计应避免西方中心主义，采用文化对等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文化样本中进行验证。研究结果的应用应考虑文化背景，避免简单推广[54]。

发展多元文化治疗模式：治疗师应根据来访者的文化背景，灵活选择治疗方法与技术。对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来访者，可以强调自我探索、个人成长；对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来访者，可以强调关系改善、家庭介入、社会支持[55]。

七、结论与展望

7.1 核心发现总结

本文系统探讨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对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文化价值观深刻塑造了心理健康的定义和理解。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我实现、个人成长和情绪表达；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强调社会适应、关系和谐和责任履行。这种差异影响了心理健康评估工具的文化适应性。

第二，文化影响了心理问题的表达方式。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心理化表达，以情绪和认知症状为主；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躯体化表达，以身体症状为主。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了求助行为和诊断准确性。

第三，文化影响了心理障碍的流行率、症状表现和临床过程。抑郁症、焦虑症、社交焦虑等常见心理障碍在不同文化中呈现不同的症状组合和认知内容，要求诊断标准的文化敏感性。

第四，文化影响了心理治疗关系的建立、治疗目标的设定和治疗技术的应用。西方心理治疗强调平等、合作的治疗关系，以自我实现为治疗目标；东方心理治疗更倾向于权威-依赖关系，以关系和谐为治疗目标。

7.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心理健康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心理健康评估：评估过程应考虑文化因素，使用文化适应性的评估工具，避免将文化特异性表达误诊为病理症状。评估内容应包含文化认同、文化适应压力、文化冲突等维度。

心理治疗实践：治疗师应培养文化敏感性，理解来访者的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调整治疗关系、治疗目标和技术应用。治疗过程应尊重来访者的文化价值观，避免强加治疗师的个人观点。

心理健康服务：服务系统应发展多元文化治疗模式，提供语言可及、文化适应的心理健康服务。服务模式应结合本地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提高服务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

7.3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应在以下方向深入探索：

机制研究：深入研究文化影响心理健康的具体机制，包括自我概念、情绪调节、社会支持、应对策略等中介变量，揭示文化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链条。

纵向研究：开展大规模追踪研究，考察文化价值观、文化适应、文化冲突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识别高风险群体和保护因素。

干预研究：发展并评估文化适应性心理治疗干预，比较不同适应策略的有效性，为临床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跨文化比较：扩大跨文化研究的样本范围，包括更多非西方文化群体，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偏差，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心理健康知识体系。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56]。在心理健康领域，这意味着尊重每一种文化视角的价值，在对话中寻求融合，在差异中发现智慧，最终构建一个包容、多元、有效的全球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 Facing the Challenges, Building Solutions[R]. Copenhage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05: 1-20.

[2] Hofstede, G. Culture
'
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209-278.

[3] Markus, H. R.,
&
Kitayama, S.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1, 98(2): 224-253.

[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Mental Health: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R]. Geneva: WHO, 2001: 1-30.

[5]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1-50.

[6] Kitayama, S.,
&
Markus, H. R. Culture and the self: How cultures influence the way we view ourselves[M]//Matsumoto, D. (ed.). The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30-450.

[7] Greenfield, P. M., Keller, H., Fuligni, A.,
&
Maynard, A. Cultural pathways through universal development[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3, 54: 461-490.

[8] Rogers, C. R. On Becoming a Person: A Therapist
'
s View of Psychotherapy[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1-50.

[9] 杨国枢.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5-95.

[10] Heine, S. J.,
&
Hamamura, T. In search of East Asian self-enhancement[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7, 11(1): 4-27.

[11] Chang, E. C. Cultural influences on optimism and pessimism: Differences in Western and Eastern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self[M]//Chang, E. C. (ed.).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1: 257-280.

[12]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 New York: W. H. Freeman, 1997: 1-50.

[13] Heine, S. J., Lehman, D. R., Markus, H. R.,
&
Kitayama, S. 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4): 766-794.

[14] Ryan, R. M.,
&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141-166.

[15] Oishi, S. The experiencing and remembering of well-being: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2, 28(10): 1398-1406.

[16] Suh, E. M. Culture, identity consistenc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M]//Oishi, S. (ed.). The Psychological Wealth of Nations: Do Happy People Make a Happy Societ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115-135.

[17] Kirmayer, L. J.,
&
Young, A. Culture and somatization: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98, 60(4): 420-430.

[18] Raguram, R., Weiss, M. G., Keval, H.,
& Channabasavanna, S. M.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inical depression in Bangalore, India[J]. Anthropology &
Medicine, 2001, 8(1): 31-46.

[19] 汪新建, 史梦薇. 中国人躯体化问题的重新审视:元整体观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 (7): 14-15.

[20] Nichter, M. Idioms of distress: Alternatives in the expression of psychosocial distress: A case study from South India[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81, 5(4): 379-408.

[21] Lee, S. Cultures in psychiatric nosology: The CCMD-2-R and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s[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96, 20(4): 421-472.

[22] Lin, K. M., Lau, J. K., Yamamoto, J., Zheng, Y. P., Kim, H. S., Cho, K. H.,
&
Nakasaki, K. Hwa-byung: A community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s[J].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2, 180(6): 386-391.

[23] Guarnaccia, P. J., Canino, G., Rubio-Stipec, M.,
&
Bravo, M. The prevalence of ataques de nervios in the Puerto Rico Disaster Study: The role of culture i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J].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93, 181(3): 157-165.

[24] Zhang, N.,
& Dixon, D. N. Psychotherapy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1, 26(2): 181-197.

[25] Yang, L. H., Kleinman, A., Link, B. G., Phelan, J. C., Lee, S.,
& Good, B. Culture and stigma: Adding moral experience to stigma theory[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7, 64(7): 1524-1535.

[26] Atkinson, D. R.,
&
Matsushita, Y. J. Japanese-American acculturation, counseling style, counselor ethnicity, and perceived counselor credibility[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91, 38(4): 473-478.

[27] Kessler, R. C.,
&
Bromet, E. J. The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across cultures[J].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2013, 34: 119-138.

[28] Ryder, A. G., Yang, J., Zhu, X., Yao, S., Yi, J., Heine, S. J.,
&
Bagby, R. M. The cultural shaping of depression: Somatic symptoms in China,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North America?[J].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2008, 117(2): 300-313.

[29] Cheung, F. M., van de Vijver, F. J.,
&
Leong, F. T. Toward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cultur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1, 66(7): 593-603.

[30] Kirmayer, L. J. Cultural variations in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mplication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01, 62(suppl 13): 22-28.

[31] Norasakkunkit, V.,
&
Kalick, S. M. Culture, ethnicity, and emotional distress measures: The role of self-construal and self-enhancement[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2, 33(1): 56-70.

[32] Hinton, D. E.,
&
Good, B. J. Culture and Panic Disorde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0.

[33] Jablensky, A., Sartorius, N., Ernberg, G., Anker, M., Korten, A., Cooper, J. E., ...
&
Bertelsen, A. Schizophrenia: Manifestations, incidence and course in different cultures: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en-country study[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92, 22(monograph suppl 20): 1-97.

[34] Pike, K. M.,
& Borovoy, A. The rise of eating disorders in Japan: Issues of culture and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of "westernization"
[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2004, 28(4): 493-531.

[35] Room, R. Cultural messages about drinking[J].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lcoholism, 2001, 15: 149-166.

[36] Rogers, C. R. Client-Centered Therapy[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 1-50.

[37] 曾文星. 文化与心理治疗[M]. 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2: 45-80.

[38] Tseng, W. S. Handbook of Cultural Psychiatry[M].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001: 1-50.

[39] Corey, 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M]. 9th ed. Belmont, CA: Brooks/Cole, 2013: 1-50.

[40] 李炳全. 中西方心理治疗思想之比较[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8): 58-59.

[41] Sue, D. W.,
&
Sue, D.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Theory and Practice[M]. 6th ed. Hoboken, NJ: Wiley, 2013: 1-50.

[42] Hays, P. A. Addressing Cultural Complexities in Practice: A Framework for Clinicians and Counselors[M]. 2n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1-50.

[43] Walsh, R. B. The use of person-centered counseling in a collectivist culture[M]//Kottler, J. A. (ed.). The Mummy at the Dining Room Table: Prominent Therapists Reveal Their Most Unusual Cas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3: 287-301.

[44] Lee, E. Clinical practice with Asian American clients[M]//McGoldrick, M., Giordano, J.,
&
Garcia-Preto, N. (eds.). Ethnicity and Family Therapy. 3r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5: 349-365.

[45] Arredondo, P., Toporek, R., Brown, S. P., Jones, J., Locke, D. C., Sanchez, J.,
&
Stadler, H.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nd Standards: A Call to the Profession[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6, 24(4): 234-252.

[46] Tervalon, M.,
&
Murray-Garcia, J. Cultural humility versus cultural competence: A critical distinction in defining physician training outcomes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nd Underserved, 1998, 9(2): 117-125.

[47] Hook, J. N., Davis, D. E., Owen, J., Worthington, E. L., Jr.,
&
Utsey, S. O. Cultural humility: Measuring openness to culturally diverse client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13, 60(3): 353-366.

[48] 汪新建. 我国心理咨询本土化的探索与实践[J]. 学术交流, 2007, (12): 5-9.

[49] Beaton, D. E., Bombardier, C., Guillemin, F.,
&
Ferraz, M. B. Guidelines for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self-report measures[J]. Spine, 2000, 25(24): 3186-3191.

[50] Bernal, G., Jiménez-Chafey, M. I.,
&
Domenech Rodríguez, M. M.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reatments: A resource for considering culture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J].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9, 40(4): 361-368.

[51] Patel, V., Araya, R., Chatterjee, S., Chisholm, D., Cohen, A., De Silva, M., ...
&
van Ommeren, M.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ental disorders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J]. The Lancet, 2007, 370(9591): 991-1005.

[52] Kirmayer, L. J.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psychiatr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oanalysis and Dynamic Psychiatry, 2006, 34(1): 167-182.

[53] 张亚林, 杨德森. 中国道家认知疗法治疗神经症[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1): 62-63.

[54] van de Vijver, F.,
&
Leung, K.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7: 1-50.

[55] Hall, G. C. 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with ethnic minorities: Empirical, ethical, and conceptual issue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1, 69(3): 502-510.

[56] 费孝通.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J]. 社会学研究, 1997,